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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內外部各種壓力給企業發展帶來困難，我們應該對未來進行系統冷靜思考和關鍵能力構建，為下一步高質量發展進行統籌布局。”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榮休教授董小英在接受《人民郵電》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之前經濟和市場快速增長的情況下，大家忙于拓展業務，‘未來企業的關鍵戰略能力到底是什么’，大家是沒有時間去思考的。”

對于當前經濟下行的壓力，董小英認為這是暫時的困難，中國發展的內生動力仍然強勁，因此不必悲觀，“數字經濟的發展作為重要戰略能力，在助力經濟穩增長方面空間廣闊、大有可為”。

當前的經濟形勢要求傳統產業乃至整個社會在謀求降本、提質、增效、轉型上苦練“內功”，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數字化轉型已勢在必行。

“產業數字化發展迅速。”董小英表示，根據其團隊對企業尤其是領先制造企業的深度案例研究，產業數字化最先解決的是傳統企業內部管理與運營問題，進而逐步實現制造數字化、供應鏈數字化，達到生態數字化。“傳統產業通過可量化、可視化、規范化、透明度高的數字化管理體系，實現基于數據的科學決策，管理體系、人員素質、運營效率都能因此得到重塑和再造，效率大幅提高。”此外，產業數字化還有助于傳統產業提高打造數字化智能化供應鏈能力，在去全球化趨勢下補鏈、強鏈、控鏈，在價值鏈重塑中發揮主導作用，充分釋放知識和技術紅利。董小英表示，在產業數字化領域中，已經出現不少應用場景，隨著數字基礎設施的提速擴能，還會有更多場景通過商業模式的創新涌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家精神和創新精神需要大力鼓勵和支持。

在數字產業化領域，“中國需要一大批在核心技術中持續深耕的企業，成為專精特新‘小巨人’‘隱形冠軍’，并通過產業聯盟在產業發展中發揮引領作用。”董小英表示，盡管我國許多的電信、互聯網、平臺技術企業已經走在國際前沿，但在數字產業化領域，中國還面臨諸多“卡脖子”問題?？茖W技術知識積累周期長，投資回報相對延遲，只有走在最前沿，掌握獨門絕技才會有人埋單。“這就要求我們不能追求賺快錢，而是要潛下心來，不斷積累知識、技術，將其迭代整合為客戶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厚積才能薄發，讓優勢更持久。”

“社會數字化是更重要的層面。”董小英認為，社會數字化與國家、區域、城市、行業數字治理和數字創新密切相關，近年來推出的數字貨幣、數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醫療及智慧交通等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能夠降低社會的搜尋成本、交易成本和信用成本，有利于社會整體運行效率的綜合提升，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密度和空間廣度，社會數字化潛在價值巨大。

董小英強調，數字經濟既助力數字產業發展，又賦能傳統產業，提升了整個社會的運行效率，特別是在新一代數字基礎設施的支持下，其潛在價值會逐步展現，但這個過程需要投入，也需要時間。

適度超前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加快5G、人工智能、大數據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建設一批重要的融合基礎設施和算力基礎設施……近年來，國家在大力推進“數字新基建”方面釋放了諸多信號。

“5G、雙千兆和算力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是支撐數字經濟發展的底座。我國在這方面具備獨到優勢，它們作為一種戰略通用技術，能夠引領大量激進式、顛覆式創新，甚至有改變傳統游戲規則的能力。”董小英以高速公路的修建類比新基建，“公路網建起來之后，才會有各種各樣的車輛在上面跑，才會讓各種資源實現流動和共享。”

我國現在已經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網絡，算力規模居全球第二，底座的搭建及應用已經取得矚目成就。但董小英認為，這還只是新基建及數字技術發展利好之處的冰山一角，“作為一種前瞻性戰略投資，從投入產出來看，我認為它仍處于早期，蓄勢待發的機會現在還沒有完全到來，對此，我們要有戰略定力和耐心。”

董小英認為，當數字化技術與傳統產業流程和模式產生深度融合，關聯要素被數字化并逐漸整合到工業平臺上時，工業互聯網平臺的模式及其價值才會逐步呈現，這也是其競爭優勢和投資回報將要“浮出水面”的時候。對此，她建議，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信息通信企業和互聯網企業需要深入傳統產業，與行業專家合作，根據場景需求實現深層的資源組合和價值共創，并將相關業務痛點、難點、堵點轉化成技術投入的增長點。同時，董小英也提出，“打鐵還需自身硬”，信息通信業作為數字經濟賽道上的中流砥柱，也應通過機制創新和內部創業，鼓勵有企業家潛質的人才探索新的技術和業務增長點。

疫情使得本身底子較薄、抗風險能力較差的中小企業遭受更大沖擊，使其相比大型企業面臨更多“生存危機”。

中小企業好，中國經濟才會好。面對中小企業當下的困境，董小英認為，數字化轉型是必選項，然而缺資金、缺人才、缺知識、缺技術是大多數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路上的主要困難。“多年的調查研究表明，企業的生存狀態越好，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投入就越大。我們的調研報告顯示，50%的中小企業是沒有數字化投入的，即使有投入，也很少。”干擾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既有現實問題，也有自身意識問題。

“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恰好能實現優勢互補。”董小英表示，大型企業資金雄厚、技術成熟，中小企業靈活性強，它們形成聯盟，各展所長、共生共創共贏，可能是中國發展數字經濟的創新空間。對此，她提出三點建議：

第一，大型企業可以通過外溢能力和中小企業進行價值共創。“基礎電信企業等大型企業可以共享自身技術能力，形成戰略資本，免費為中小企業搭建數字化平臺，幫助其降本增效。實際上，幫助的中小企業越多，大型企業的生態多樣性越強，對環境的適應性和韌性會越強，成為工業互聯網平臺領先企業的潛在空間越大。”

第二，大型企業通過資本力量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一方面，大型企業可以利用自身的信息管理和融資優勢，通過供應鏈金融與關聯的中小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另一方面，大型企業也要通過數字化管理模式創新加速資金周轉，還清拖欠中小企業的應收賬款。

第三，政策要一視同仁、平等對待，要更好地培育壯大中小企業，使其成為“專精特新”企業。“我呼吁，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政策制定一定要給予中小企業更多的支持，否則會導致大中小企業之間的數字鴻溝進一步拉大。”董小英說。

“數字經濟的發展只能腳踏實地，無法投機取巧。”董小英認為，借助數字經濟發展契機，各大中小企業如果能夠聯合起來隨需而變，共生、共創、共贏，那將為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作出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