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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騰訊研究院、騰訊云、國務院國資委干部教育培訓中心三方聯合開展問卷和訪談調研，向近百家央國企的集團高管、部門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發放問卷，共回收有效問卷110份。同時，向央國企、國企生態合作伙伴企業，以及國企研究學者等進行訪談調研，累計訪談人員超30名。

研究發現：當前國企數字化轉型總體呈穩步推進態勢，但仍處于轉型初級階段，且與期望目標存在一定差距。央國企更傾向于優先從提升管理效率和優化營銷服務的角度入手開展數字化轉型，主要投入資源是應用軟件和數字基礎設施，但是總體資金投入與轉型成效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關性，同時還面臨疫情擾動、認知不足、機制模糊、缺乏專項資金等因素的阻礙。未來，在加快推動央國企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政府部門需要構建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公共服務與專項支持政策體系，央國企自身也需要著力解決數字化項目偏離核心業務、內部協同機制復雜等問題。

引言與樣本描述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也逐漸展開，這對 于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了明確判斷當前國企數字化轉型的進程，識別在轉型過程中遇到的挑戰，以及探索推動國企高質量轉型的思路，騰訊研究院、騰訊云、國務院國資委干部教育培訓中心三方聯合在2022年3月向央國企的集團高管、部門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發放問卷，共回收來自近百家央國企的有效問卷110份，本文的研究數據如無特別說明，均來自此次調研。

從樣本統計特征來看，來自央企及其下屬公司的受訪者占樣本總量的79.1%。在全部樣本中，53.6%的受訪者為集團高管和部門管理人員。從受訪者的行業分布來看，涵蓋制造業(31.8%)、能源行業(20.0%)、建筑行業(16.4%)、服務行業(18.2%)及多業態跨行業綜合性企業(13.6%)。從受訪者的企業規模來看，主要來自大型央國企，來自1000人以上或年營收超過1億元的大型央國企的受訪者所占比重分別為64.5%和83.6%;來自1萬人以上或年營收超過500億元的超大型央國企的受訪者所占比重分別為24.5%和20.9%。

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路線與模式

從企業數字化轉型動因來看，央國企開展數字化轉型是內外驅動的共同結果。具體來看，“利用新的生產要素”(56.4%)、“響應國家號召、服務國家戰略(54.5%)”成為推動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重要內外部力量。其他影響因素還包括：應對同業競爭 (47.3%)、連接生態企業 (37.3%)、抓住時代機會 (35.5%)、適應消費新方向 (15.5%) 等。

從開展數字化轉型的順序來看，央國企更傾向于優先從提升管理效率和優化營銷與服務的角度入手來開展數字化轉型。如表1所示，在綜合排序方面，央國企的選擇順序體現為管理(優化行政和決策)→用戶(優化營銷和服務)→產品(優化研發和生產);在首選項(排序第一)方面，央國企對首選項的選擇占比分布為用戶(優化營銷和服務)> 管理(優化行政和決策)> 產品(優化研發和生產)。

 

 

由此可見，大多數央國企在數字化轉型之初，首先選擇的是從管理和用戶入手來切入和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其次才是從產品角度入手推進。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當前國企數字化轉型的路徑選擇以及不同轉型路徑的難易程度。短期內優先從管理和用戶的角度切入，但是在更長期內將更加重視組織和管理、生產和運營、產品和服務的創新與轉型。

從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實現方式來看，主要采用“自建系統及應用”(68.2%)、“外包定制解決方案”(55.5%)和“采購標準化工具”(40.9%)。經過訪談進一步了解到，企業在轉型過程中會面臨不同的業務痛點，通用性行業解決方案的適用性和匹配性相對較低，因此多數會選擇自建的方式，結合自身行業特性定制開發專業解決方案;同時，央國企選擇自建系統也有安全考量?；趯ν獍绞胶笃诟哳~運維費用和服務質量的擔憂 也是選擇自建的原因之一。(如圖1所示)

 

 

從數字化轉型的必選項來看，超一半受訪者選擇必須“推進組織和管理的數字化轉型” (66.4%)、“ 提高生產和運營的智能化水平 ” (57.3%)以及“推動產品和服務的數字化創新” (53.6%)。其他必選項還包括：積極引進和培育數字化人才(44.5%)、構建采購與營銷的敏捷化網絡(27.3%)、促進跨界與融合的生態化協同(27.3%)。組織和管理的數字化普遍被認為是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必選項，這也進一步驗證了上文“數字化轉型順序”中，從管理角度入手的優先級更高。(如圖2所示)

 

 

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投入與成效

總體來看，央國企數字化轉型仍以初期階段為主，60%的受訪者認為所在企業仍處于轉型初期階段。其中，認為數字化轉型局限于單一職能范圍，尚未對主營業務起作用的占比為30.0%;認為數字化轉型僅對主營業務中的單項職能或單項業務起作用的占比為30.0%。認為數字化轉型已進入轉型深入期，并能對主營業務起支撐作用的占比為29.1%;認為數字化轉型進入逐漸成熟階段，并可實現企業內部協同互動、與生態合作伙伴達成協作共享的占比為10.9%。相較于2021年，國企數字化轉型的總體進程取得較為明顯進展，認為企業處于轉型初期階段的受訪者比重減少，從2021年的71.1%下降到2022年的60.0%，認為步入轉型深入期和成熟期的比重增加(本文2021年數據均來自2021年5月騰訊研究院、騰訊云、國務院國資委干教中心的聯合調研，相關數據參見牛福蓮等：《當前國企數字化轉型的進程、挑戰與思路》，騰訊研究院，2021-6-8，https://www.tisi.org/18744)。(如圖3所示)

 

 

從數字化轉型的資源投入來看，央國企在數字化轉型中最主要的投入方向是應用軟件(38.2%)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31.8%)，數字人才和智能硬件的受訪者比重則分別為23.6%和6.4%。

從數字化轉型的資金投入來看，近六成(58.2%)的受訪者認為其轉型資金投入占其營收總額的0%-5%。從數字化轉型的專業人才培養來看，近七成(69.1%)受訪者認為央國企將在2022年加大對數字化人才培養的投入。其中，52.7%的受訪者認為，2022年度用于引進/培養數字化人才的資金同比增加在0%-10%區間。(如圖4和圖5所示)

 

 

 

 

從受訪者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的自我評價來看，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目前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處于中等偏下的程度。根據受訪者按照1-5分評級結果顯示(分數越大代表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越高)，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程度的平均得分為2.61分(最高分為5)(注：轉型程度平均得分計算公式為：平均得分=(Σ 頻數×分值/填寫總人數。計算過程為：平均得分=(18×1+30×2+43×3+15×4+4×5)/110=2.61 分)，評價企業轉型程度達3分的占比39.1%，評價2分和1分(即認為轉型程度偏低)的受訪者分別占27.3%和16.4%，評價4分以上(即認為轉型程度較高)的受訪者總占比17.2%。這一調研結果和前文受訪者評估 “企業數字化轉型階段”呈現相同趨勢，企業數字化轉型整體處于中等偏下發展階段。(如圖6所示)

 

 

分行業來看，能源行業、制造業、服務業、 建筑業、綜合性企業的轉型程度自我評價打分(加權平均值)依次遞減，分別為2.73分、2.69分、2.65分、2.61分、2.20分，表明能源行業與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相對較高，服務業和建筑業央國 企的轉型程度相對略低，而綜合性央國企的轉型程度相對偏低。

從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期望差來看，絕大部分(61.8%)受訪者認為企業實際轉型程度和期望目標存在差距，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目標差距平均得分為2.76分(注：目標差距平均得分計算公式為：平均得分=(Σ頻數×分值)/填寫總人數。計算過程為：平均得分=(5×0+12×1+25×2+37×3+24×4+7×5)/110=2.76 分)(最大差為5)。其中，認為企業實際轉型程度較為不符合預期(評分為3分)的受訪者占比最高，達33.6%;其次是認為企業實際轉型程度較為符合預期(評分為2分)，占比 22.7%;而認為企業實際轉型程度完全符合預期的企業占比最低，僅有 4.5%( 注：此處的對應關系為：0分為完全符合，1分為基本符合，2分為較為符合，3分為較為不符合，4分為基本不符合，5分為完全不符合)。(如圖7所示)

 

 

分行業來看，能源行業、制造業(其差值分別為1.62分和1.66分)相對建筑業和服務業(其差值分別為1.75分和1.95分)達成轉型期望目標的表現略好。綜合性企業實現期望目標還有較大的差距，其差值為2.33分。

對數字化轉型總體投入、人才費用投入與轉型成效之間關系的相關性檢驗表明，總體費用投入與轉型成效之間的相關系數并未通過顯著性驗，這意味著在現階段，增加數字化轉型的總體費用投入與提高央國企的數字化轉型成效之間，并無明確正相關性。但是，數字化人才費用投入與轉型成效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這意味著增加數字化人才費用投入，將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目標的實現(注：需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相關性并不意味著因果性，本文僅檢驗了數字化人才費用投入與轉型成效間的相關關系，至于兩者間的因果關系， 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但這已經超出了本文的數據可得性與研究范圍)。(如表2所示)

 

 

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問題與障礙

從疫情對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影響來看，大多數(43.6%)受訪者認為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央國企的數字化轉型。但同時也需要注意到，疫情導致企業經營壓力持續增大，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數字化轉型投入的動力不足，因此，也有部分(21.8%)受訪者認為疫情使進程放緩。特別是相比于實力雄厚的中央企業，部分地方國企更因對數字化轉型投資回報率的無法界定與明確而放緩投入。此外，還有15.5%的受訪者指出，疫情促使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拓展新賽道或開設新業務。(如圖8所示)

 

 

從企業數字化轉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來看，“在不了解數字化的實質內涵的情況下，就跟風上馬數字化項目”(66.4%)、“企業因內部決策機制模糊，導致資源浪費或投入不足”(64.5%)、“認為技術是萬能的，希望單純依靠技術方案解決所有問題，從而陷入技術決定論中”(60.9%)，是央國企在數字化轉型進程中面臨的前三項主要風險。此外，“積累大量數據但并未有效利用”(52.7%)，在轉型過程中脫離企業的主營業務和發展戰略，在相關性不高的賽道上投入(46.4%)，忽視企 業的技術發展階段，導致數字化項目過于超前(40.9%)等，也是阻礙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幾大風險。(如圖9所示)

 

 

從央國企數字化轉型過程的主要障礙來看，53.6%的受訪者認為央國企當前面臨的首要障礙是企業的轉型戰略虛焦問題，即企業由于缺乏數字化轉型的清晰愿景，從而無法對癥下藥制定數字化戰略。而對數字化轉型的認識不足和企業內部的認知差異被認為是導致央國企數字化轉型戰略虛焦的主要原因。49.1%的受訪者認為數字化轉型中主要的阻礙是組織內部機制復雜，難以形成企業數字文化。

45.5%的受訪者認為數字化轉型中主要的阻礙是數字化未融入公司核心業務，只是修修補補;34.6%的受訪者認為轉型主要阻礙是缺乏業務場景與數字技術的結合點，應用場景 缺乏;32.7%的受訪者認為主要障礙是過分追求短期財務業績，不愿承擔失敗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的調研中發現央國企數字化轉型最大的挑戰并非來自缺乏資金支持，此次調研再次證明了這一結論，調研數據顯示，僅有28.2%的受訪者認為數字化轉型中最大的阻礙是缺乏資金支持，2021年調研中這一比例為29.9% (2021年數據來自牛福蓮等：《當前國企數字化轉型的進程、挑戰與思路》，騰訊研究院，2021-6-8，https://www.tisi.org/18744.)。(如圖10所示)

 

 

從對支持政策感知情況來看，超七成以上的受訪者對央國企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政策支持并無太多感知。僅有28.4%的受訪者認為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相關的指導意見和實施細則比較齊備。(如圖11所示)

 

 

央國企數字化轉型

對組織保障和生態合作的探索

雖然央國企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面臨一定困難，但是為了降低上述風險并克服轉型阻礙，央國企也在積極主動地進行探索與試驗，如為了克服缺乏愿景與認知風險問題，自發地學習數字化轉型的相關知識;為了解決機制復雜問題，專門設置數字化轉型部門;同時，對外部合作商也提出一定要求。

一是積極主動學習數字化轉型知識。其中，最主要的途徑為公司自發學習相關知識 (67.3%)，其次是參加政府部門統一組織的學習培訓(17.7%)，然后是參加學習(15.0%)。由此表明，央國企的從業者學習數字化轉型知識的意愿較高。(如圖12所示)

 

 

二是通過設置專門部門來加強數字化轉型的組織保障。在2021年的調研中，通過設立新的數字化部門來推動轉型進程的受訪者比重僅為34.6%，而2022年調研中這一比重上升到68.2% ;其中有82.1%的受訪者表示，設置專門部門且主管領導是公司領導班子成員。由此表明，2022年央國企公司層面對數字化 轉型的重視程度和支持力度大幅上升。(如圖13所示)

 

 

三是選擇更具綜合實力的外部合作商。擁有國資背景的企業和大型科技企業較受央國企青睞，兩者的受訪者比例分別為40.7%和38.0%，且方案選擇上更偏愛綜合轉型規劃和解決方案，而選擇能夠深耕業務場景并提供專業解決方案的中小型企業的受訪者占比為21.3%。在對合作方能力的考察方面，主要包括熟悉國企文化并能適應工作節奏(39.1%)，數據安全與風險防控能力(31.8%)，良好的企業品牌與市場口碑(12.7%)， 能配套提供員工培訓和管理優化支持(8.2%) 。(如圖14所示)

 

 

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思路與建議

(一)對于政府部門來講，需要構建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公共服務與專項支持政策體系

一是構建多層聯動的產業互聯網平臺。堅持實施“上云用數賦智”行動，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推進企業級數字基礎設施開放，支持平臺企業提供免費的基礎平臺與通用解決方案，探索價值共創的商業模式，從增值服務中按使用效果適當收取租金以補償基礎業務投入。

二是加強對央國企數字化轉型的專項資金支持。對于央國企而言，數字化轉型是一個需要長期且重投入的過程，而且以往的政策中較少涉及 對數字化的專項支持。因此，如果能夠對央國企增加數字化轉型的專項資金支持，將能夠進一步激勵企業在數字化領域進行更多更深入的探索。

三是支持構建多方參與的數字生態共同體。鼓勵政府部門、行業組織、央國企、科技企業以及上下游產業，共同構建以價值創造和共享為導向的數字生態共同體，強化數字化轉型的政策宣講、典型示范、專家輔導、技能培訓和交流學習活動，提高央國企對支持政策的感知，降低央國企的數字化轉型學習成本。

四是創新人才培養機制。創新央國企、高等院校、科技企業等之間的合作機制，通過設立聯合實驗室、創新共同體等方式，為企業員工和高效學生提供平臺，加強行業經驗、理論知識與技 術前沿的融通，加快培育專業化的人才梯隊。

(二)對于央國企來講，需要著力解決當前存在的偏離核心業務、內部協同機制復雜等問題

一是選擇“小而美”的核心業務或項目，作為數字化轉型的切入口。這就需要企業深入分析自身的業務結構與技術條件，選擇其中較為具體且預期能夠實現較好成效的業務內容，以此入手來實施數字化轉型項目。研究發現，多數央國企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通常遵循管理/用戶→產品的邏輯順序，從管理數字化入手，推動企業核 心業務領域的數字化轉型，這可以為央國企的數字化轉型提供一定的經驗借鑒。

二是加強數字化轉型知識學習，培育良好的企業數字文化。企業管理者加強對數字化轉型知識的學習，深化對數字化轉型的認知，了解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規律特征，根據企業的發展目標、核心業務、產品特征等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實施數字化轉型戰略。同時，需要企業增加數字化人才的費用投入，加大對數字化人才的引進與培養力度，奠定企業數字化轉型的人才基礎。

三是建立長期主義的數字化轉型考核體系。正如調研中發現，32.7%的受訪者認為過分追求短期財務業績，不愿意承擔失敗風險，是阻礙央國企數字化轉型進程的重要因素。應當注意到，數字化轉型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工作，而是需要長期堅持投入的系統工程。此外，因為央國企行業屬性及各自轉型特性與需求不同，較難找到完全可復制的成功轉型參考案例，也使大多數央國企的轉型過程必然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緩慢發展狀態。因此，對于數字化轉型的投資回報率考核標準或應予以更具彈性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