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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老不董

我在十多年前開始研究華為，也是最初從華為采納IBM的IPD進行集成管理研發系統，然后開始更深入地用10年的時間去觀察、收集資料和研究。

我還有華為的姊妹篇《思科實訪錄：從創新到運營》，當時也是跟國資委、央企的領導們到美國思科公司連續學習了4年，把華為和思科做了對標研究。在《華為啟示錄》這本書里主要講述華為和思科作為中國與美國在相關領域的競爭對手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

剛才也做了介紹，我自己對數字化轉型也做了不少企業調研，特別是制造業，7月份我們出版一本新書叫《創變：數字化轉型的戰略與機制創新》。在那本書里，我重點研究了平安和美的的數字化轉型的機制創新。通過深度的案例挖掘，找到了6個機制創新的重大方面，以及32個在機制創新中所要做的實際工作。希望通過這個案例分享助力中國的企業數字化轉型。

在我們經歷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家被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持續打壓的企業，或者在各種場合把一個企業作為靶子，這是我們在有生之年從來沒有經歷過。

美國對華為的全力打壓，首先是在市場上阻斷。昨天我們開會有個德國的知名記者，我也問到這個問題，為什么德國選擇華為做5G供應商是什么樣的考慮？這里面會涉及到安全的問題，涉及到各種方面的數據問題。他說，5G對德國的中產階級來是極其重要的，不能使用一個聽上去不熟悉的企業的技術，首先是市場上阻斷。

另外就是華為的供應鏈，大家也都了解，手機芯片對華為的手機產品造成了重大影響。美國把全球供應鏈的核心技術阻斷，形勢非常嚴峻，科技競爭在華為案例上還是很嚴酷的。

在中國所有企業中，華為在各方面最符合國際領先企業特征。

首先，技術領先。在過去的十年里，在全球的PCT專利上，全球入圍的前十名企業有三家中國企業。第一是華為，第二是中興，還有一個是京東方。用PCT專利數量衡量，華為的專利技術具有領先地位。

第二，國際化程度高。在美國打壓之前，華為的收益75%是來自于海外市場，美國哈佛大學的邁克爾·波特教授提出，國家的競爭力就是要看跨國公司的數量，而跨國公司的核心特質是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收益的能力。

第三，品牌知名度。雖然中國有非常多的大企業，但是在ToB端和ToC端，品牌的知名度是無形資產中的制高點。我們研究了華為的手機到底是通過什么樣的路徑從低端變成了高端產品。當時華為在手機產品開發過程中緊跟指標消費者推薦度NPS（該指標指消費者向其他人的推薦比例），華為手機品牌知名度在全球是排在第18位，如果不是美國的打壓，它進入全球市場的速度是非?？斓摹?/p>

第四，管理能力靠攏國際一流企業。在華為30年發展歷程中，非常重視管理體系的打造，持續引入國際上最先進的管理體系和方法，持續突破傳統文化的約束，做到管理與國際一流企業接軌，投入巨大。

第五，運營卓越。運營體系的效率和管理成本、凈利率、毛利率都密切相關。1996年任正非在華為89億人民幣銷售額的時候就提出，要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當時在跨國公司看來這簡直是笑掉大牙的事情。華為是在弱小情況下，提出向世界一流企業邁步，它的研發投入當時只有IBM的1/60，品牌、產品、市場和國際領先企業差別都非常大。但是任正非認為我要想成為世界一流企業，一定要走三步。第一步就是管理上和國際接軌。我講課當中碰到很多的企業不會把這一點放在如此高的優先度上。任正非有一個認識，中國5000年來很難出現世界級的企業，就是中國人思維太靈活易變，沒有經歷工業化精益管理和質量管理的嚴格訓練，缺乏一個可以作為戰略資產的管理運營系統，因此，華為是非常重視管理的。

2019年，我到深圳去拜訪了華為的數據中心。它們其實是07年開始做數字化轉型。華為的數據中心有300多人。我聽完的介紹以后有一個深刻的體會，就是華為在做數據管理的時候，把人們認為很繁瑣、很基礎、很難的事情做到極致。比如把670萬張表單全部標準化。這樣在做到數據入湖的時候，它的數據基礎非常扎實，《華為數據之道》這本書比較完整地顯現了數字化轉型中華為的實現方法。

這兩年，在美國的打壓下，華為的手機銷售額從財務指標上同比下降原來海外占75%，現在中國區占到65%。在美洲、中東、非洲、亞太都有減少，所以說中美之間的競爭對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是重大的挑戰。

在如此困難環境下，華為選擇艱難轉型，在未來5年中，不僅活下來，而且要有質量地活下來，作為一個有前瞻性的企業，華為很早就開始研究各類的智能硬件。當手機市場不好的時候，前攝性的研究在可以助力它快速轉型。

與此同時，華為今年的研發超過了15%，還在加大投入。我上個月去趟深圳，到華為去看了看，還在招人，增加了2萬人，而且開始進入基礎軟件和操作系統領域。我和華為戰略部也有交流，他們也在對全球科技競爭的態勢進行緊密的跟蹤和判斷。

習總書記講，我們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上在人類文明的遷移過程中，每一次文明的遷移都是由技術創新引領的。我仔細看了在座各位的背景，也許我們的行業離科技是有距離的，但是在我對企業做數字化轉型的調研中，科技注入傳統企業的速度、強度和深度越來越大。

比如說，在17-18世紀末，中國和印度作為世界文明古國，在農業文明中是引領世界的。到了英國的工業革命時期，當英國的呢紡織業是比較傳統的行業，對創新、技術變革不敏感，但是英國的棉紡織業有很多從歐洲大陸來的工匠，開始來想通過工具的變革來提升行業的生產力。

珍妮紡紗機技術將紡棉花的效率提升了15倍，水力紡紗機提升了60倍。再加上蒸汽技術的發明、紡織工業、鐵路等等，英國通過一系列由工匠驅動的技術創新，再加上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英國的基礎研究、科學研究出現了非常多在世界范圍內有影響的科學家。所以說科學技術加上技術創新，把英國紡織業的競爭力大大提升了。

英國開始是出口紡織產品，之后又出口紡織機械，全世界的財富一下就向英國集中。當時倫敦只有20多萬人，在工業革命的驅動下成為了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國通過100年的時間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轉化進程，法國是60年，德國當時還是很多公國，由于那時候信息通信技術不像今天傳播的這么快，所以德國在工業革命當中是后起之秀。

Made in Germany這個口號是當時英國的商標法要求德國人寫的。說德們制造的菜刀仿造英國的菜刀，以英國的名義出手，是個劣質品，原產地必須寫德國制造。德國在工業革命中奮起直追，完成了整個國家工業現代工業體系的構建。后來，紡織技術遷移到美國，對美國的發展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這是第一次文明的躍遷。

第二次文明的躍遷在1993年。那個時候全球競爭力最高的是日本。日本在二戰之后通過引入歐洲和美國的非常多的發明，像電視機什么這些都是歐洲美國人的發明，在日本整個生產體系上實現了一系列的創新和管理的變革。

我們看到，八九十年代，當時很多哈佛的案例以及管理變革的工具，像敏捷制造、精益管理、全面質量管理等等，都是由日本企業提出的。在90年代，我當時看到日本和美國民眾的對話，日本的民眾是非常驕傲的，因為日本企業的生產效率更高，當時美國的企業的管理創新只發生在局部環節，而日本是全面的創新改善。

大前研一、野中郁次郎講到創造知識的公司，最近清華大學的陳勁教授又組織人把他的十幾本書又重新翻譯了結集出版，系統地反映了日本企業在創新方面的實踐。

1993年克林頓上任的時候，美國認為它最大的競爭對手是日本，日本的競爭力也是全球第一，克林頓在國情咨文中重點關注怎么去超越日本，Internet是1969年美國軍方擔心蘇聯炸毀它的地面通信設施而開發的通信系統。十年以后軍方有很多的計算要求大學幫著做，美國100所大學在internet上連接。到了1993年，瀏覽器發明出來，大大方便了人們操作和超鏈接系統呈現，互聯網開始商業化。

當時克林頓政府下的戈爾副總統，父親也是美國參議員，他說自己父親在任的時候，50年代美國的州際高速公路帶來了美國經濟的全面發展，美國應該推進信息高速公路?？肆诸D政府就提出了國家戰略，叫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計劃。

國家信息基礎設施計劃用在五大戰略領域：一是政府，電子政務，二是電子商務，三是教育，四是醫療，五是軍事。所以美國的企業在那個時候開始對信息技術的投資超過了對所有固定資產的投資，不是去買樓買地，而是在信息資產上的投入超過了對所有固定資產的投入。

這個信息資產的投入存在悖論。很多學者研究這個信息市場的投入到底回報是多少，IT部門花的錢給我帶來什么樣的收益？有些研究結果發現兩者之間是正向關系，有些研究發現IT投資和績效不相關，還有很多研究沒有看到相關性，所以在學術界將其稱之為“IT悖論”。但是，這并沒有阻擋信息經濟發展的進程。

盡管如此，很多企業都認知到它的戰略價值。所以克林頓的戰略推進以后，產生了三個重大影響。第一個重大影響，美國的重大產業、政府、企業把大量的錢投入數字化建設。

第二個重大影響，在美國加州很多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企業崛起了，和美國軍工一樣成為國家支柱產業。由此，美國的經濟中心也從波士頓東部遷移到了西部，乃至西部128號公路沿線被稱為第七共和國。由于當時世界其國家都沒有這樣的企業，這些企業形成的資產在全球的GDP排第七。

第三個影響，克林頓把NII概念推向全球。中國是在四年以后開始加速網絡建設的。結果美國的這一批IT公司一下子躍升為全球企業。由于當時全球沒有類似的產品，克林頓就通過“換賽道”的競爭模式超越了日本。

從我和日本松下公司的交流中發現，日本人在信息文明的遷移中晚了整整10年，在意識、產業切換上，再加上美國對半導體產業的致命打擊。所以在信息文明主導的產業中美國獨占鰲頭。我這個模型已經有四五年了，今天我們看到碳排放碳中和，未來是進入綠色文明的。

的確，我們今天是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德國人最早提出工業4.0，因為德國企業也非常焦慮，它的國內市場不大，只有8000萬人，主要面向全球市場，如何推進傳統制造業的數字化轉型，是它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德國企業家也意識到，軟件定義產品對汽車產業的影響，數字化能力將產品為核心的商業邏輯轉化為服務為核心。一個特斯拉的市值就把傳統的三大汽車的市值給涵蓋了。而且，新能源汽車發展速度非常快，德國有三大核心優勢，電池、車聯網和工業設計，中國的電池發展很快，將來車聯網配合5G也會發展很快，再加上工業設計，寶馬7系的總設計師已經被比亞迪挖過來了。

美國的民主黨一直有明確的國家戰略，比如奧巴馬提出三架馬車。第一個數字生態系統，第二個企業家精神，鼓勵喬布斯這樣的企業家，第三個就是綠色能源?，F在的民主黨是更清楚的，更理性的，有一批精英。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表面上不怎么多講，其實在戰略上，因為兩個高級的對華智囊，博士論文都是研究中國的。所以說先和中國競爭，首先要自我改變，強身健體，我們看到拜登政府在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和能源經濟方面，都在布局。

如果在這個背景下理解美國為什么打壓華為就比較清楚了，是技術創新驅動的文明遷移時刻，誰來做領頭羊，是一個國家戰略問題。未來信息高速公路主賽道誰是核心玩家，在消費類互聯網形成中美企業競爭格局之后，工業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所形成的生態體系，將直接影響國家和國際供應鏈的命脈，所以美國如此強悍地打壓華為就可以理解背后的邏輯。

在中美競爭中，最硬核、最關鍵的是戰略性技術的競爭。技術領先性不光與全球和地緣影響力有關、與勢力范圍有關，還與掌控力有關。

對于西方來說，是有幾個驚訝。第一，中國從低端生產者到高端生產者的速度讓他們沒想到。第二，中國人如此快的富裕讓沒想到。第三，中國的創新能力也沒有想到，包括中國航天事業發展、新能源建設等他們都非常關注。

如果在這個背景下理解美國為什么打壓華為就比較清楚了，是技術創新驅動的文明遷移時刻，誰來做領頭羊，是一個國家戰略問題。未來信息高速公路主賽道誰是核心玩家，在消費類互聯網形成中美企業競爭格局之后，工業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所形成的生態體系，將直接影響國家和國際供應鏈的命脈，所以美國如此強悍地打壓華為就可以理解背后的邏輯。

在中美競爭中，最硬核、最關鍵的是戰略性技術的競爭。技術領先性不光與全球和地緣影響力有關、與勢力范圍有關，還與掌控力有關。

對于西方來說，是有幾個驚訝。第一，中國從低端生產者到高端生產者的速度讓他們沒想到。第二，中國人如此快的富裕讓沒想到。第三，中國的創新能力也沒有想到，包括中國航天事業發展、新能源建設等他們都非常關注。

第一是和軍事密切相關，5G技術、6G技術，美國最擔心的是軍方，而軍方最關注的是速度。

第二是技術和經濟的關聯越來越深。比如我做平安案例時，平安的科技部門現在是一級部門，跟業務部門平起平坐，這是在很多企業中沒有的?？萍紝λ臉I務的貢獻率現在是30%，未來要到50%。將來的能力輸出是科技能力，比如人工智能技術、聲紋識別技術、智能大腦的技術等等。比如美的現在不稱自己叫家電公司，稱自己叫科技公司?，F在我們可以看到，農業是數字化水平最差的，建筑是倒數第二的，它們都在加大數字化轉型，用科技賦能傳統企業。

第三，技術創新與技術應用對全要素整合和匹配的效率。隨著新技術與經濟體系的深度融合，它要解決的是各行業、各領域全要素配置的效率，提高整個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比如疫情期間的航天云網，有云網以后，把所有能夠生產口罩、生產呼吸機的企業和需求企業在這個平臺上對接，信息的搜尋成本和交易成本就大幅度下降。再比如，比亞迪用7天時間變成了中國最大的口罩生產商，每天生產1億個，這都得益于科技的轉換。

第四，戰略通用技術與創新體系的深度關聯。在我們出版的《變數：中國數字企業模型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中，有一個概念叫戰略通用技術。戰略通用技術有三個特征，一是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創新體系的主導性力量。技術驅動的文明躍遷時間跨度是以百年為計，數字化進程到底需要多少年，根據孫正義的說法，至少350年，因此，數字化轉型是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二是它會滲透到所有領域，可以說無所不在，像移動互聯網一樣無所不在。三是它所引發的創新強度，會引發顛覆式創新，像BAT企業、平臺企業，在商業模式上產生顛覆式創新。隨著不斷有新技術的出現，它們與戰略通用技術組合在一起，引發新的創新實踐。

美國一直對戰略通用技術的價值有深刻的認識，這得益于它在二戰中依靠科技引擎獲得戰爭的勝利，特別是二戰期間到美國的德國科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的杰出貢獻，使美國甚至科技對軍事競爭的影響極其重大。在二戰結束后，美國加速對知識資產的系統化建設，并通過機制創新將其的商品化、市場化、價值化，使得科技和知識的力量快速融入到社會生活和經濟建設之中。當時蘇聯的基礎研究也非常扎實，但是蘇聯沒有發展知識經濟。但是最近這幾年來，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沒贏。第一次在伊拉克戰爭中打了個平手。美國和英國不一樣，英國到世界各地擴展殖民地，美國是到各地培扶植親美的政府。在第二次中東戰爭中，它連這個都沒有做到。在中東戰爭一共耗了7萬億美元，錢花到戰爭中以后，它的公共品減少了，美國的基礎研究在過去十年時間里下降了10%。

最近，斯坦福大學李飛飛教授等人授給美國國會提了個議案，要建立叫公共研究云。把云平臺建立后的大數據都放上去，所有的科研在云上做，數據共享給教授和博士生，加速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知識探索與發現，這個趨勢一定要引起我國決策者的高度關注，公共研究云會大大加速知識創新的速度，美國是很會換賽道超車的，而我們學術界的大量研究還是各自為政。

在過去40年，信息化和數字化的浪潮推動了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由于數字化能力具有遠程操控的特征，美國出現了制造業外包的潮流，但制造業外包，會導致創新力下降。但是如果研發部門和制造部門靠得很近的話，研發的創意就可以在生產車間快速迭代。生產循環可以加速創新事業，仿真、3D打印加速了創新研發。

當制造業外包到發展中國家，資本的力量會追求低成本，制造業外包給美國經濟帶來了三個損害：一是制造業外包，創新力下降；二是稅回不來，很多高科技公司掙了很多錢，在海外放著。特朗普上任后提出可以給他們減免，結果那些錢就回流了；三是美國大量的藍領失業。美國人在反思經濟的過度虛擬化，真正的競爭力還是要發展可貿易的高附加值的產品并將其出售到國際市場上。

美國創新很大的特點就是，基礎研究可以去研究當下沒用的知識，或者是當下沒有經濟價值的知識，這是美國在科技研究中的戰略性優勢。比如互聯網超鏈接技術是在1943年提出來的，真正實施后，到1993年超鏈接才變成現實。今天的數字化技術的發展，從提出到真正的爆點提出有三四十年的時間。中國的基礎研究不能太急功近利，好像今天是沒有用，但我們給這些人空間，才能夠在未來有知識的儲備。

技術優勢會對華為的經濟依賴度有影響。全球化是相互依賴的體系，在過去30年經濟全球化相互依賴體系的滲透是很深的。比較淺層的依賴就是硬件產品，比如精密機床、設備，都是必須到國外去買。

相對深層的依賴度在供應鏈。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的對外依賴很多屬于來料加工，把加工后的高附加值產品賣出去，知識產權并沒有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華為的手機芯片制造技術，對整個的供應鏈依賴度，被美國人精密地解耦，看是哪個環節是致命性的。現在在深圳，要對所有的產業鏈精密解析，看看華為的風險在什么地方。我們的企業也同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更深一層的依賴度是知識和技術。我以前專門研究過全球的知識數據庫。美國人真的是很有戰略眼光，在二戰以后就建了非常多的數據庫，給歐洲人錢把寫的論文全都放到美國的庫里，邁向全球市場。歐洲人就拼命就開始把自己的文章等等都加到美國的數據庫。結果美國變成全球最全的數據庫，再以高價反向賣給歐洲、中國。更關鍵的是知識蓄水池和水龍頭，全球70%的數據庫掌握在美國手里。

更深層的依賴度是軟件系統和操作系統。在硬件領域里有一兩家中國企業，但是在工業軟件、企業軟件、操作系統，在全球的player里邊沒有一家中國企業，這個就更深層的依賴。我們希望世界和平全球共享，但是事情也不一定是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我在這里面用了一個概念叫CPS，如果在座的領導中是有懂信息技術，咱們國內翻譯叫信息物理系統。比如電腦和設備之間，在電腦上可以映射設備的整個操作和修改過程，操作過程的數據又可以在電腦中得到修改和挑戰。CPS有點像數字孿生，但是強調之間的交互關系。CPS系統被美國和德國人認為是未來引領的十大數字技術之首。

我們把CPS放在廣域的社會環境下來分析，我們研究制造業數字化能力，這個C叫Cyber網絡，P叫Physics叫物理空間或者叫實體，S就是system這個系統。我們放在廣義的社會環境下，在實體經濟這方面，德國企業它是世界上隱形冠軍和長壽企業最多的。我們到德國去看，整個的制造過程智能化工廠和數字工廠，還是很領先的，有很強的憂患意識。

但是網絡空間的技術，比如搜索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等，數據分析技術，在美國是更領先的。金融時報上有篇文章，蘋果為何統領互聯網？美國的制造技術和供應鏈技術同樣非常強。

中國實際上有非常大的壓力，我們的智能制造在實體的精度上、深度上、制造品質上，中國和德國有很大差距。但是在網絡技術方面、網絡空間上面，很多原創性的知識還在美國。所以中國承載了多重競爭壓力。

現在全球數字化的進程實際上就是實體經濟在向網絡去遷移。首先是連接。比如車的連接、設備的連接，現在中國物聯網還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隨著5G的應用，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物體連接。連接以后就能獲得數據，然后可以通過數據分析，去對設備的運行狀態做出更精準的分析。比如我在美的做研究的時候，設備的生產靠最有經驗的車間主任，他能找出來50個左右的質量問題。但是把設備運行的狀態數據化后，可以找到1萬多個異常值，制造精度就大不一樣了。而且，通過不斷地數據訓練以后，就可以找到設備的運行規律。什么時候到了生命周期？什么時候需要維護？都可以做出預判。通過把實體空間的資源映射到網絡空間后，實體資源的配置效率會大大提升。

平臺企業具有技術優勢。全球最有價值平臺一共大概是70個，那么中國和美國擁有的平臺市值在全世界占到了94%。歐洲現在用數據隱私法保留數據，不能流入美國、甚至中國去。

第一，彰顯價值觀。比如Facebook就能拒絕特朗普，不準他在上面講話，我是價值倡導者，我想讓進來就進來，我不想讓進來就不讓進來。當年京東和淘寶最大區別是，想在京東上賣東西先得五證齊全，這也體現了價值的主導。

第二，技術規范。技術可以作為平臺規范，成為規范的制定者，什么能接入，什么能使用。

第三，技術標準。比如卡奧斯平臺，家電企業中海爾的產品能不能接、格蘭仕的屏幕能不能接，這些標準往往取決于制定者。

第四，技術守門人?？聪M類的互聯網企業，什么出租車也要進去，自行車也要進去，外賣也要進去，為什么？有人的地方就有流量，凡是有流量的地方我都要守住，攬客進來。

技術可以操控依賴者，美國對伊朗的PLC設備做了手腳，通過遠程操控制造安全隱患。技術可以控制供應鏈。數字技術在國際競爭中直接影響著政治勢力范圍，還包括經濟、政治勢力范圍。

中美在科技、數字經濟的競爭中和勢力范圍是關聯的。美國人在過去的幾十年很有經驗，不容別人挑戰他的領導者地位，但現在受到了威脅，今后的競爭會更加的激烈。

一個是網絡中心地位，也就是網絡平臺的創立者。箭頭都指向這個平臺都和它進行連接，都訪問它。工業互聯網企業一定是在我們在座的企業中出現，它和BAT不一樣，BAT只是管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這個領域是松監管，而且沒有超大型企業。但是工業互聯網有非常高度的工業know-how，這就需要大企業來做內部的創新。大企業在發展工業互聯網中很大的問題是，我們對創新的激勵不夠，存在很多的機制限制。

在全世界最領先的10個操作系統里，安卓占40%，windows占35%，蘋果占13%。現在，華為鴻蒙加入，看看能占有什么樣的地位。全球最大的云服務是亞馬遜占47%，微軟占10%，阿里占7%，谷歌占4%，然后IBM只有1點幾。中國云計算是非常關鍵的，是戰略基礎設施。

從我了解的情況看，分成4種類型。

一是戰略能力技術，包括網絡空間及反衛星、精確制導彈、無人機及水下系統、超高音速、打擊車輛。

二是戰略新興技術，戰略新興技術和數字技術有關，比如人工智能、微處理、先進計算、數據分析、量子信息、3D打印、物流機器人、腦機接口和高級監視技術。

三是卡脖子技術和顛覆技術。前一段美國國家創新戰略委員會發布了報告《非對稱性競爭：中美之間的科技戰略》，報告認為中國可以通過系統力量來進行創新，中美競爭是非對稱性的。報告中談到未來數字經濟的戰略制高點有四個方面：數字基礎設施、平臺、數據、供應鏈。

一是數字基礎設施。所以為什么中國4G的投入還沒有收回，現在又開始做5G的投入，并全力推進6G的研發。數字基礎設施要想追趕的話，短時間內沒有投入是追趕不上的。中國要打造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這樣整個體系到了這個環境中的運行效率快，穩定、安全。

二是平臺，前面也講了很多。

三是供應鏈、卡脖子技術。美國認為關鍵技術有三個維度，第一是卡脖子，英文單詞就是卡脖子；第二是對特定資源的依賴度，例如對中國稀土的依賴；第三是轉移難度非常高的系統化基礎設施，這些都屬于關鍵技術。

這三個標準是判定它到底能不能稱之為關鍵技術，然后就是怎么來打造技術的護城河，打造技術的護城河是保持技術領先優勢的重要策略，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是信息不對稱，就是“你知我知，你不知我還知”。我對這個領域的認知和掌握和你是不對稱的，要加強知識管理。

第二個是技術的應用范圍廣。一個核心技術可以在多元領域去應用。

第三個是技術的新穎性。在今天這個時代完全保密有難度，但是技術的創新和迭代速度要快，即便對手已經模仿了，這個時候已經有新知識新技術出來了。

第四個是知識催化技術，就是技術可以賦能其他技術或者業務。

這些要素組合在一起，共同形成競爭的護城河，來確保技術的領先優勢。例如，芯片可以用在腦機接口上，放在這個計算上，可穿戴設備AR/VR等等，一個核心技術可以用在多個領域。

另外，關鍵技術的另一個核心特征就是控制力。例如，俄羅斯黑客對美國油氣公司的攻擊，攔截敏感信息，再一個就是阻斷基礎設施。是否掌握這些技術、具有這種操控能力是最關鍵的。

在硬件里有聯想、華為，大多數都是美國企業。在軟件領域里邊，包括工業軟件、企業軟件、應用軟件和操作系統，全部都是美國公司，沒有中國公司。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國是排在前面的，數據量很大。

下一個數字化轉型的增長點就是工業互聯網，這里面含著智能制造，就是生產過程的數字化和智能化。在工業互聯網方面，盡管中國在toC端的交易額很大，但是在toB端工業、產業領域的數字化交易只有美國的1/10，比日本、德國、韓國都差不少。

在全球的價值鏈中，以前中美經濟我們叫壓艙石，美國做創新密集和技術知識密集，我們做勞動力密集，雙方互補。但是現在中國像華為這樣的企業居然跑到最前面來了，這就動他奶酪了，他就會很不爽。

所以中國的經濟正在轉型，因為靠過去的發展模式投資回報率已經非常低了。想要到2035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老百姓的收入能翻一番，增長的動力到底是什么？

必須要找到新的增長引擎，提高整個經濟運行的附加值，就要沿著價值鏈往上攀升，通過數字化的手段來改變銷售、管理、產品設計、核心技術、基礎研發，經濟的增長才有新的空間。

對中國來如果不這樣做的話，真的就“未老先窮”了，將來留給子孫的問題就比較大。但是從全球的角度來，這樣去走的話，其他國家覺得動了自己的奶酪，技術的競爭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