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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每一次經濟形態的重大變革，往往催生并依賴新的生產要素。正如勞動力和土地是農業經濟時代主要的生產要素，資本和技術是工業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據正逐漸成為驅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生產要素。　

“大數據”作為一種概念和思潮由計算領域發端，之后逐漸延伸到科學和商業領域。近10年來，大數據相關技術、產品、應用和標準快速發展，逐漸形成了覆蓋數據基礎設施、數據分析、數據應用、數據資源、開源平臺與工具等板塊的大數據產業格局，歷經從基礎技術和基礎設施、分析方法與技術、行業領域應用、大數據治理到數據生態體系的變遷。　　

大數據提供了一種人類認識復雜系統的新思維和新手段。理論上來講，在足夠小的時間和空間尺度上對現實世界數字化，可以構造現實世界的一個數字虛擬映像，該映像承載了現實世界的運行規律。在給定充足計算能力和高效數據分析方法的前提下，對這個數字映像的深度分析，將有可能理解和發現現實復雜系統的運行行為、狀態和規律。大數據為人類提供了全新的思維方式和探知客觀規律、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新手段，這也是其引發經濟社會變革最根本性的原因。

2021年5月26日，以“數智變·物致新”為主題的2021中國國際大數據產業博覽會在貴州省貴陽市開幕，會上的5G應用、智能機器人、大數據等展示引人矚目。圖為參會者在博覽會上拍攝AI“咖大師”機器人制作咖啡。　新華社記者 楊文斌/攝

大數據是信息技術發展的必然產物。信息化經歷了兩次高速發展浪潮，第一次是始于20世紀80年代，隨個人計算機大規模普及應用所帶來的以單機應用為主要特征的數字化（信息化1.0）。第二次是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隨互聯網大規模商用進程所推動的以聯網應用為主要特征的網絡化（信息化2.0）。

當前，我們正進入以數據的深度挖掘和融合應用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階段（信息化3.0）。在“人機物”三元融合的大背景下，以“萬物均需互聯、一切皆可編程”為目標，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呈融合發展新態勢。信息化新階段開啟的另一個重要表征是信息技術開始從助力社會經濟發展的輔助工具向引領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引擎轉變，進而催生一種新的經濟范式——“數字經濟”。經過幾十年積累和儲備，數據資源大規模聚集，奠定了數字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

“數字經濟”一詞最早出現于20世紀90年代，因美國學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1996年出版的《數字經濟：網絡智能時代的前景與風險》一書而開始受到關注，該書描述了互聯網將如何改變世界各類事務的運行模式并引發若干新的經濟形式和活動。2002年，美國學者金范秀（Beomsoo Kim）將數字經濟定義為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態，其本質為“商品和服務以信息化形式進行交易”。

可以看出，這個詞早期主要用于描述互聯網對商業行為所帶來的影響，此外，當時的信息技術對經濟的影響尚未具備顛覆性，只是提質增效的助手工具，數字經濟一詞還屬于未來學家關注探討的對象。　

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與深度應用，社會經濟數字化程度不斷提升，特別是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數字經濟一詞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重要變化。當前廣泛認可的數字經濟定義源自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通過的《二十國集團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即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通常把數字經濟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方面。數字產業化指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服務業、信息通信業等數字相關產業；產業數字化指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傳統產業及其產業鏈上下游全要素的數字化改造，通過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實現賦值、賦能。

從外延看，經濟發展離不開社會發展，社會的數字化無疑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土壤，數字政府、數字社會、數字治理體系建設等構成了數字經濟發展的環境，同時，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傳統物理基礎設施的數字化奠定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　

數字經濟呈現三個重要特征：一是信息化引領。信息技術深度滲入各個行業，促成其數字化并積累大量數據資源，進而通過網絡平臺實現共享和匯聚，通過挖掘數據、萃取知識和凝練智慧，又使行業變得更加智能。二是開放化融合。通過數據的開放、共享與流動，促進組織內各部門間、價值鏈上各企業間、甚至跨價值鏈跨行業的不同組織間開展大規模協作和跨界融合，實現價值鏈的優化與重組。三是泛在化普惠。無處不在的信息基礎設施、按需服務的云模式和各種商貿、金融等服務平臺降低了參與經濟活動的門檻，使得數字經濟出現“人人參與、共建共享”的普惠格局。

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發展大數據和數字經濟，紛紛出臺相關政策。

美國是最早布局數字經濟的國家，1998年起美國商務部就發布了《浮現中的數字經濟》系列報告，近年來又先后發布了美國數字經濟議程、美國全球數字經濟大戰略等，將發展大數據和數字經濟作為實現繁榮和保持競爭力的關鍵。歐盟2014年提出數據價值鏈戰略計劃，推動圍繞大數據的創新，培育數據生態系統；其后又推出歐洲工業數字化戰略、歐盟人工智能戰略等規劃，2021年3月歐盟發布了《2030數字化指南：實現數字十年的歐洲路徑》綱要文件，涵蓋了歐盟到2030年實現數字化轉型的愿景、目標和途徑。日本自2013年開始，每年制定科學技術創新綜合戰略，從“智能化、系統化、全球化”視角推動科技創新。俄羅斯2017年將數字經濟列入《俄聯邦2018—2025年主要戰略發展方向目錄》，并編制完成俄聯邦數字經濟規劃。我國于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大數據上升為國家戰略，之后出臺了10余項促進數字經濟行業發展的政策，2017年起連續5年將數字經濟相關內容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迅猛。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據，2020年，發達國家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4.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74.7%。發達國家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54.3%，遠超發展中國家27.6%的水平。從增速看，發展中國家數字經濟同比名義增長3.1%，略高于發達國家數字經濟3.0%的增速。2020年，全球47個國家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達到32.6萬億美元，同比名義增長3.0%，產業數字化仍然是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引擎，占數字經濟比重為84.4%。

從規模看，美國數字經濟繼續蟬聯世界第一，2020年規模接近13.6萬億美元。從占比看，德國、英國、美國數字經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超過60%。從增速看，中國數字經濟同比增長9.6%，位居全球第一。

可以預期，數字經濟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都將保持快速增長，并呈現如下趨勢：

在基礎設施方面，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逐步演化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基礎設施，并將對原有的物理基礎設施完成深度信息化改造，從而極大突破溝通和協作的時空約束，推動新經濟模式快速發展。

2021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于9月6日至8日在河北省石家莊市舉行，共有468家企業參展，匯聚了國內外數字經濟領域眾多知名企業。圖為工作人員展示通過AR探索鏡掃描獲取文物相關信息。　新華社記者 金皓原/攝

在行業產業方面，數字化轉型成為必然選擇，將從消費和服務領域向制造業領域推進，各業態圍繞信息化主線深度協作、融合，完成自身轉型、提升變革，并不斷催生新業態，同時也使一些傳統業態走向消亡。在此過程中，將勞動、土地、資本、技術、管理、知識等各類要素數字化并數據化，對提高生產效率發揮乘數倍增作用，形成新型數據生產力。　

在治理體系方面，數字經濟發展對政府監管體系以及國際治理體系帶來諸多挑戰。未來10年將是全球治理體系深刻重塑的10年。二十國集團將“數字治理框架”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一是促進互聯互通，二是建立全球治理制度和規范。2021年10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21年數字經濟報告》稱，當前，數據驅動的數字經濟表現出極大不平衡，呼吁采取新的全球數據治理框架，以應對全球數據治理的挑戰。數字治理體系構建已然提上日程。

數字經濟已成為當前最具活力和創新力、輻射最廣泛的經濟形態，同時也帶來諸多挑戰。　

第一，對數據要素的認識不足導致數據要素市場培育面臨挑戰。數據要素作為一種新型生產要素，可從兩個視角來認識：一是本體論視角，數據本身蘊含很多信息、知識、規律甚至智慧，蘊含著價值；二是方法論視角，數據成為其他生產要素的數字空間“孿生”，從而實現賦值、賦能。數據要素具有獲得的非競爭性、使用的非排他性、價值的非耗竭性、源頭的非稀缺性等獨有特征，能夠通過對其他生產要素的數據化提升效能。

目前，數據要素化面臨著諸多挑戰：數據的資產地位尚未確立，數據確權難題尚待破解，數據共享流通障礙重重，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體系尚不健全等。數據要素市場培育是一項綜合性系統工程，需統籌規劃、強化創新、穩步推進。　

第二，現行國際治理體系面臨著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巨大挑戰。數字治理是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以數字化的世界為對象，以構建融合信息技術與多元主體參與的開放多元的新型治理模式、機制和規則為目的，涵蓋國家、社會、機構、個體以及數字技術、數據治理的復雜系統工程。

數字治理包含兩方面含義：一是數字化的治理，以數字化轉型為背景，采取有效戰略和措施保證數字化轉型的實施效果和價值最大化；二是治理的數字化，利用信息技術平臺、工具等對現行治理體系實施數字化轉型。

當前，數字治理體系構建面臨著諸多挑戰。例如，針對互聯網公司壟斷的監管能力亟須加強，數字平臺的快速發展逐步形成了“一家獨大”、“贏者通吃”的市場格局，帶來了市場壟斷、稅收侵蝕、數據安全等問題，難以沿用傳統反壟斷規則對其進行監管；針對新興技術的管控能力亟須提升，各類新興數字技術發展迅猛，各類威脅從虛擬網絡空間向現實物理世界蔓延擴散，經濟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與安全挑戰。其他諸如網絡輿情的管理失控、金融數字業務的無序擴張、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導致的倫理問題等，均已成為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第三，作為數字經濟的核心動能與基礎設施，信息技術的發展面臨著諸多挑戰。信息技術底層硬件一直按摩爾定律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是，其基礎理論和馮·諾依曼體系結構并未發生本質性變化。計算系統的漸進式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數據處理能力的線性提升，已遠遠落后于數據的指數級增長，可以預判，隨著時間推移，數據處理需求與能力之間的剪刀差還將不斷擴大。據統計，受限于計算能力不足，已獲取數據的平均留存率僅為2%，大量數據從未被處理和利用即被丟棄。

回顧過去10年，大數據管理與處理技術、大數據分析方法和大數據治理技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究其實質而言，都是在現有通用技術體系上，面向大數據需求，通過軟件技術進行的調整和優化。這種技術發展模式面臨一系列重大挑戰，如數據模型獨立，數據難以關聯共享；負載類型不同、冷熱數據不同，難以優化調度不同硬件資源；以計算為中心的數據處理模式，常常需要執行海量數據“搬家”操作，導致性能瓶頸等。在大數據應用需求驅動下，計算技術體系有必要進行重構，以數據為中心的新型大數據系統技術成為重要方向，信息技術體系將從“計算為中心”向“數據為中心”轉型，新的基礎理論和核心技術問題仍有待探索和破解。

自2015年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以來，我國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的政策不斷深化和落地。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中央網信辦聯合批復貴州、上海、京津冀、珠三角等8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各省市積極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到2020年底已出臺數字經濟發展行動計劃、產業規劃等60余項。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迅猛，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成為驅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信息化為中華民族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發展數字經濟意義重大，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我們要牢牢把握機遇，積極應對挑戰，克服發展障礙，推進數字經濟繁榮發展。　　

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培育，激活數據要素潛能。我國已經正式實施《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底線保障。為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培育，還需進一步研究推進數據確權、交易流通、跨境流動等相關制度法規制修訂工作，厘清政府、行業、組織等多方在數據要素市場中的權責邊界。同時加強理論研究和技術研發，為數據確權、互操作、共享流通、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提供有效技術支撐。

當前，打破信息孤島、盤活數據存量是一項緊迫任務，特別是在政務數據領域，應邏輯互聯先行，物理集中跟進，完善數據注冊、分類分級、質量保障等管理制度和標準規范，在一定層級上構建物理分散、邏輯統一、管控可信、標準一致的政務數據資源共享交換體系，在不改變現有信息系統與數據資源所有權及管理格局的前提下，明晰責權利，確保數據資源高效共享和利用。鼓勵在有條件的地區開展數據要素化的探索性實踐，鼓勵數據運營加工的新業態嘗試，以市場化方式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培育。

2021年，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西河智慧體育公園向公眾開放。公園內設置30臺智能競賽健身車、橢圓漫步機、體質監測器、智能健身驛站等智慧健身設備，采用太陽能供電，市民鍛煉時可看到時間、步數、卡路里等數據，有效提升市民參與運動的互動感和熱情度。圖為市民正在體驗智慧健身設備。　中新社發 謝貴明/攝

推進各行各業的數字化轉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可以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當前，信息技術已從助力其他行業提質增效的“工具、助手”角色，轉向“主導、引領”角色，深入滲透各個行業，對其生產模式、組織方式和產業形態造成顛覆性影響。然而，面對數字化轉型的要求，一些企業卻存在“不想、不敢、不會”的“三不”現象。

“不想”是囿于傳統觀念和路徑依賴，對新技術應用持抵觸情緒；“不敢”是面對轉型可能帶來的陣痛期和風險，不敢率先探索，就地觀望、躊躇徘徊；“不會”則是缺少方法、技術和人才，以及成功經驗和路徑。轉型發展必然會面臨觀念、制度、管理、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挑戰，其中觀念上的轉變最為核心和關鍵，而人才供給則是根本保障。

數字化轉型并非通過信息技術和工具的簡單疊加便可完成，需深度理解“數字化轉型、網絡化重構、智能化提升”的內涵并系統規劃；需要從國家、高校科研院所、企業、社會等多層面，打造適應數字化轉型需求的數字化人才培養體系，為未來數十年的轉型發展儲備合格人才。　

完善數字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制度，完善體制機制，提高我國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傳統的治理體系、機制與規則難以適應數字化發展所帶來的變革，無法有效解決數字平臺崛起所帶來的市場壟斷、稅收侵蝕、安全隱私、倫理道德等問題，需盡快構建數字治理體系，數字經濟治理無疑是其核心內容之一。

數字治理體系的構建是一個長期迭代過程，其中，數據治理體系的構建要先行。數據治理體系建設涉及國家、行業和組織三個層次，包含數據的資產地位確立、管理體制機制、共享與開放、安全與隱私保護等內容，需要從制度法規、標準規范、應用實踐和支撐技術等方面多管齊下，提供支撐。當前國際數字治理體系尚處探索期，既有全球性多邊機制，也有區域性或雙邊機制，更有私營平臺企業的事實性規則。由于各國數字治理關注重點不同、發展程度有差異，未來全球數字治理體系將呈現面向關注點差異的、多元化層次化的、多機制共存的格局。　　

構建“開放創新”、“互惠互利”的全球合作伙伴關系。開放創新的本質是從封閉的“機械化思維”到開放的“計算思維”、“互聯網思維”和“大數據思維”，從“零和博弈”到“協作共贏”。徹底改變了全球軟件產業格局的開源軟件，是技術領域開放創新最早最成功的實踐。面對數字經濟領域的新形勢新任務，需建立互惠互利合作方式，積極推動國際合作并籌劃布局跨國數據共享機制與合規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與其他國家一起分享數字經濟的紅利，使我國獲得更多發展機遇和更大發展空間。　　

開展大數據核心關鍵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牽住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當前，我國仍面臨著大數據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困境，高端芯片、操作系統、工業設計軟件等均是我國被“卡脖子”的短板，需要堅定不移走自主創新之路，加大力度解決自主可控問題。

同時，應針對“人機物”三元融合的萬物智能互聯時代帶來的新需求，把握前沿發展趨勢，研發引領性技術，鍛造我國的技術長板。核心關鍵技術大都具有投入高、耗時長、難度大的特點，必須形成科學的管理體制機制，按照創新發展規律、科技管理規律、人才成長規律辦事，加強創新資源統籌，優化資源配置，努力取得實質性突破，保障數字經濟安全發展。